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追念绪林兄
十四年前，与绪林兄一起从北大研究生毕业，来到六里桥东南一角的中华书局。这是一个偏僻之地，宿舍还要南行四十里，在大兴区黄村的中华书局古籍印刷厂。印刷厂一直没有开业，长期成为书局库房所在。门口有一家书店，曾在那里买过初版的何建章《战国策注释》，以及工人出版社出的几种新诗集。那些年的黄村很安静，兴华大街两旁种满了合欢。这是张贤亮写过的马缨花，最能让我想起“落英缤纷”一词的植物。
在此之前，已经听说过绪林的名字，由于不在一个系，并不相识，也无其他印象。我们都住在47楼，但不在一个单元。当时三角地还没有拆除，网络初兴，校园里通过BBS传递着各种消息。某天夜里，为了一个女生的遇害，学生们聚集起来，前进，转弯，最后围在校长办公楼前。那天，我在，江绪林应该也在。
先后习政治学、西哲的绪林兄好学深思，我常常想起他手不释卷的样子，起初是看专业书，后来大概多是背英文单词。但他给我的第一印象，却是一个瘦弱的中世纪僧侣的形象，直到久矣与他不见而终于不能再见的今天，这个形象竟然更为鲜明。虽然，看他后来发在微博上的照片，是明显胖了。
所以，当在书局二楼分隔为格子间的大厅里，有一天，他拿出一本相簿，指着上面一位青春洋溢的女孩，说这是他女朋友的时候，我不禁有些诧异。
这个女孩去过黄村宿舍楼几次，很善良很朴实的一个姑娘，据说是物理系的才女。当时暗暗为绪林祝福。她的名字中应该有一个“jun”字。不过，这个女孩后来又去了美国读书，他们可能还是因此而分手了。
中华古籍印刷厂的筒子楼，应该是我住过的最后一处集体宿舍。每到傍晚时分，大家在公用厨房里轮番炒菜做饭，高声笑语，然后声音渐次弱下去，直到恢复夜空的宁静。而这里极少见到绪林兄的身影。记得2003年底或2004年的一个场景，我们已经从筒子楼搬到了马路对过的小区，各自租了二居室或三居室。在小北门，说起了做饭的事，绪林兄笑着用“君子远庖厨”的话把我噎住了，只好胡乱抢白了几句。
绪林兄并不是一个讷讷不能言之人，寻常接谈亦不内向，而且常有犀利敏锐之语。你越接近他，越能感受到他身上的棱角和锋芒，越觉得这个人跟别人不太一样，或者说，比较另类。我没有问过他的家庭、身世情况，但知道他的父母似早已不在了。逢年过节，他无处可去，应该是多年没有回过湖北老家，也许因为这样的缘故，宗教和家庭教会成了他的庇护所和得到安慰之地。
有一天，出于好奇，我居然随他去西郊的门头沟看信众在河水里受洗。坐了很久的公交车，中途有几位妇女上来，跟他打招呼，像熟人一样聊天。那是山区里一处空旷的地方，河面宽阔，缓缓的水流泛着光，似乎有更多的人认识他。一队队的人们走下河道，俯身浸入水中，再走上岸来，愚钝、不幸如我，在一旁看着，未能有所触动。
工作上，绪林兄原就职于中华书局译著部（现已无此部门），一手作翻译，一手当责编。当时，我曾托他向刘小枫老师约稿，传来的意思是中华还应以中国古典为重。也许，已在人大任教有年的小枫老师对此事还有些印象。
绪林离职搬走的时候，留给我一个杂物柜，还有一个长颈的玻璃花瓶。但当日情景，什么日子，却一点记不起来了。之后的十一二年来，少有联系。印象中有一次，大概是2010年，还用着MSN，在网上漫不经心地聊了几句，原来他自浸会毕业，任教于华东师范大学了。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原来跟他一个部门的同事。可惜当时没有意识到他是在闵行，也是我多年前读书的地方。还有一次，则是偶遇，我和家人去颐和园或者香山，等车的时候，居然碰到了绪林。当时他和一个朋友在一起，简单聊了几句也就告别了。
绪林是在2000年前后西学热的背景下成长起来的青年学人，他有着建立在专业学识基础上的强烈的现实关怀，但撰为文字细腻诚恳，并不偏激。也许绪林世俗生活的一面过于贫乏，从豆瓣的书目看，感佩于他的阅读专深，而嫌不够开阔，但他有外人不易体察的丰富的内心世界，只是当新一年的春雷即将滚过天空的时候，他永远封闭了自己。
上海是一个繁华的现代都市，绪林兄偏处闵行，谨慎自守，终究没有获得那种一般人眼里的尘世的幸福。人有不同，各从其命，却不愿这样一个认认真真思考和生活的人，以这样的方式辞别人世。绪林兄啊，有何胜利可言，挺住意味着一切。
“谁现在没有房屋，就永远不必建筑。谁现在孤独，就永远孤独。”
“一个过路人，不知为什么，走到这里就死了。一切过路人，从这里经过，请给他做个祈祷。”
愿绪林兄在天国安息。
李世文
2016年2月22日